1943 年 12 月 2 日，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巴里一如往日般生机勃勃，英国人在 9 月占领了这里，尽管现在北部240 公里外就是交火的前线，但这座中世纪城市受到依偎着大海的巨大悬崖的庇佑，在此之前，几乎毫发无损地逃脱了战争的魔爪。

  在城外几公里之处，成群结队的妇女和儿童在忍饥挨饿，但这里的商店橱窗里却摆满了水果、蛋糕和面包，年轻夫妇手挽着手漫步，卖冰淇淋的小贩也生意兴隆。巴里是盟军地中海战区的后勤中心，为50万盟军提供补给。此时，英国空军已经压制住了意大利上空的德国空军，驻扎在巴里的英国人深信他们已赢得了空战的胜利，英国空军统帅阿瑟·康宁汉爵士宣称巴里不会受到攻击。

  就在4天前，美国“自由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量建造的一种万吨商船）“约翰·哈维”号与其他 9 艘商船一起停靠在巴里港，另外，靠着海堤和码头还停泊着大约 30 艘盟军船只。货船的船舱里装满了补给品，有食品、医疗设施、发动机、波纹钢板和桶装航空燃料。在上层甲板上能够正常的看到坦克、装甲运兵车、吉普车和救护车。

  可是，当天晚上 7 点 35 分，一道耀眼的闪光划破长空，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着爆炸声连成一片。德国容克 Ju-88型战斗机低空飞过城镇，在靠近港口的地方投下一串串炸弹，刹那间城市的街道上冒起了浓烟和火焰。燃烧弹落入港口，黑夜变成白昼了，盟军舰队上的炮手试图击落敌机，但为时已晚，进攻的德国飞机趁着夜色逃离了，突袭持续了不到20分钟。

  意大利东南海岸的城市巴里。照片拍摄于1943年11月，2个月前，英国人占领了这个战略港口城市。（左）1943年12月2日的空袭发生后，一艘救援船在巴里港搜寻幸存者。（右）

  盟军伤亡惨重。巨大的轰鸣声从港口传来，一辆辆装满弹药的罐车爆炸了，喷发出的火焰直冲云霄。《时代》杂志的一名记者看到了这幅“火烧连营图”，他后来写道：8艘船已经 “燃烧殆尽，整个港口都被燃烧的石油覆盖”。一条破裂的燃料管道将数千加仑的燃料喷入港口，随即被点燃，火焰从一艘船蔓延到另一艘船。船员们试图把船开出火海，结果自然是徒劳的，猛烈的大火迫使他们跳船逃生。

  德军对巴里的突袭，被称为“小珍珠港”事件，这次突袭打破了盟军的骄傲自满情绪。事后统计发现，纳粹击沉了 17 艘盟军船只并摧毁了超过 3.1万吨的贵重货物。1000 多名美国和英国士兵死亡，1000多名士兵受伤，还有数百名平民也受了伤。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战时的保密制度，该如何治疗重伤水手的任务变得困难重重。大约 30 年后，那天晚上真正发生了什么，才为世人所知。即使到了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场灾难的惊人内幕及其对普通人生活的深远影响。

  在阿尔及尔的美军宿舍里，斯图尔特·弗朗西斯·亚历山大中校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了。 他得知，巴里正在发生医疗危机： 很多人死于无法解释的原因，而且速度很快，种种症状也是军医们以前没见过的，他们怀疑德国人使用了一种未知的毒气，因此请求紧急援助。

  亚历山大是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的美国空军总部的一名医务官，曾接受过化学战方面的特殊训练，因此他被派往巴里。

  作为军医来说，亚历山大看上去很年轻，他身高1.7米，身材瘦削，不过 29 岁的他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疏，这才让他有了点久经沙场的味道。 他在部队中很受欢迎，一些病人开玩笑说他在病床前的温柔态度表明他最适合当儿科医生。

  尽管低调谦逊，但亚历山大证明了自己的果决和机敏。1940 年11 月亚历山大征召入伍，驻扎在马里兰州，距离化学战服务处所在的埃奇伍德兵工厂不远。不久，他与化学战服务处联系，告诉他们，他发明了一种适合防毒面具的眼镜（他获得了眼镜的专利，但他将权利移交给了军队）。

  被调到化学战服务处后，亚历山大上了有关毒气的速成课程，他咨询专家并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以评估有毒物质的影响和治疗方式。巴顿将军1942 年 10 月带着 35000 名士兵出征摩洛哥海岸，这是美国地面部队第1次面对轴心国的军队，亚历山大随军成为特遣部队化学战的医学顾问。

  1943 年 12 月 7 日下午 5 点，也就是巴里遇袭5天后，亚历山大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机场。在停机坪上等待他的是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的高级军官和医生们。他们情绪激动，立即把他送往医院。

  距离港口 15 分钟路程的第 98 英国综合医院幸免于难。这栋大型砖砌建筑群被分成医疗病房、外科手术区和实验室。在德军突袭的当晚，每一次爆炸声都让这座古老的建筑物像风暴中的船一样摇晃，很多门的铰链被扭断了，窗户被震碎，窗户边的砖块像冰雹一样散落一地。随后的爆炸导致电源中断，医院陷入黑暗。当伤员们被送达时，医护人员仍在清扫玻璃，搬运工搬走垃圾，抬来重伤的人，医护人员发现，几乎所有的伤员都被厚厚的黑色原油覆盖。这些伤员很多是从燃烧的船上跳下，在燃烧的油池中游过逃生的。

  有太多病人需要紧急救治，因此没时间给水手们脱掉脏衣服（后来的研究证明这是很严重的错误），护士们做了一切她们能做的：给疼痛难忍的病人注射，用毯子让他们保持温暖，然后给他们热茶让他们休息。大风刮过破碎的窗户，护士们在火柴的微弱光芒下，四处走动照顾伤员，整个医院人满为患，走廊里挤满了找不到住处的病人。

  医生们告诉亚历山大，第1个“不寻常”的迹象是伤员们对标准化治疗没做出典型的反应。许多患者尽管脉搏微弱、血压低，但并未出现临床休克。他们没焦躁不安，而是表现得很冷漠——有些人甚至说他们感觉“相当好”——而且他们的四肢并不寒冷。

  黎明到来后，一些伤员抱怨口渴。服务员推着饮料车来了之后，伤员们忽然蜂拥而来抢水，整个病房都沸腾了，病人大喊大叫，撕掉自己的衣服，在精神失控的时刻，他们试图撕掉身上的绷带。一夜之间，曾经掉进海港的士兵大多慢慢的出现皮肤红肿发炎的症状，并且起了有脓液的水泡，还有恶心和呕吐的症状，医生们开始认为，燃料或爆炸物可能有毒。

  另外，袭击发生6小时后，成功入睡的患者醒来后抱怨眼痛。亚历山大在他的报告中写道，他们感觉好像有“沙砾”进入了眼睛里。24小时之内，病房里挤满了只能闭着眼睛的患者。医护人员越来越不安，他们把数百名出现异常症状的烧伤患者称为“纽约皮炎”，意思是尚未确诊，需要等待进一步指示。

  突袭发生的当晚，有些看起来“状况不是很糟”的非紧急病例被送走了，有些就穿着他们已湿透的制服。第2天早上，许多人被送了回来，状态恶化需要紧急治疗。护士们试图用煤油擦去患者皮肤上的黑色浮渣，但这让情况变得更糟。

  第1起无法解释的死亡发生在袭击发生后的第18 小时。2天之内，死亡人数增加到14人。医生发现，刚刚还看起来状态很好的患者会突然死亡。医生们首先怀疑是芥子气中毒，但是这些症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关于芥子气中毒的记载不符。如果所中毒剂是芥子气，那呼吸系统的并发症应该会很突出。几天后，之前没有呼吸系统问题的患者慢慢的出现喉咙痛，难以吞咽的症状。但患者并非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死于支气管肺炎，而是死于心循环衰竭。

  亚历山大走过拥挤的病房。他检查病人，轻轻掀开毯子研究他们的伤口。他依次与每位患者交谈，询问他的伤势如何，在哪条船上，是怎么被救出来的，是否在码头接受了急救，在医院接受了什么治疗。

  有一名水手说，当德国轰炸机飞过时，他正在港口的一艘鱼雷舰上。附近的一艘船爆炸了，他听到一声巨响，感觉到油性液体喷洒在他的脖子上，并顺着他的胸部和背部往下流。他身上的伤痕与液体流过的痕迹一致。亚历山大发现，被抛到海里的水手，全身大面积烧伤，而船上的水手则是毒液所到之处被烧伤。几个坐在救生艇上的人，只有臀部和腹股沟局部烧伤。几个幸运儿在第1天晚上就自己擦掉了那些飞溅的毒液混合物，只受了轻伤。

  亚历山大知道3种最常见的让皮肤起泡的毒气，那就是硫芥子气、路易氏毒气和氮芥子气。虽然通常被称为“气”，但这3种试剂在室温下都是液体。这3种液体都会造成皮肤烧伤和严重的眼部损伤。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德国人开发的新型纯氮芥子气。它的作用比普通芥子气更快，可以渗透皮肤并引起全身中毒。除了微弱的鱼腥味外，这种毒气几乎无色无味，在野外不易察觉。

  为了拯救躺在巴里各医院里的数百名盟军水手，以及无数意大利平民，亚历山大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他决定直接向第 98 总医院的指挥官威灵顿上校提出问题：“我觉得这些患者可能接触过芥子气，上校。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威灵顿回答道。

  作为化学战顾问，亚历山大有“最高级别”的知情权。他知道盟军慢慢的开始在地中海秘密储存毒气，以防德国发动全面化学战。但他怀疑盟军是否会将芥子气运到巴里这样繁忙的港口，并让有毒物品留在那里作为敌人袭击的主要目标。

  举证责任落在亚历山大身上。他下令对患者进行系列检查，并对神秘死亡的患者进行“彻底的尸检”。他下令收集和分析港口水域的样本。虽然英国人“断然声明该地区没有芥子气”，但亚历山大并没有退缩，他坚持认为，除了接触化学物质外，不会造成这些伤害。在袭击发生后被送往盟军医院的 534 名男子中，有 281 人患有与芥子气中毒一致的症状。如果他们没立即得到适当的治疗，预计会有更多的人死亡。绝大多数受害者是英国人——他们自己的同胞。英国人开始动摇了，他们说，如果港口中存在芥子气，“那只能来自德国飞机。”

  亚历山大知道，像芥子气这样的化学物质在进入眼睛、鼻子、肺或胃肠道时会以蒸气或液体形式存在。但这些化学物质也可以被皮肤吸收。因此，身体表皮接触芥子气会导致延迟的临床症状——就像巴里受害者的情况一样。

  比如说，海员菲利普·亨利·斯通在要求喝酒后突然死亡。病理学家注意到他的胸部、腹部和大腿上有“暗色红斑”，面部、耳朵、手臂、背部有许多水泡，嘴唇呈暗黑色。在尸检过程中，病理学家还发现其食道显示有“奇怪的黑色纵向条纹”，可能是由于细胞和组织坏死造成的。肺部呈斑驳的黑红色，支气管充满脓液，气管充血。胃部也有同样的黑色坏死区域，很可能是吞下了芥子气稀释溶液引起的。

  亚历山大的直觉是对的——一艘盟军舰船，后来被确认为“约翰·哈维”号，一直在运载芥子气。这批秘密货物会运往 75 英里外的一处化学仓库，以便在德国发动化学战之后，美国人以牙还牙。

  然而，亚历山大发现芥子气来自盟军自己的真相并没有让事情结束，反而让工作变得更复杂。英国港口官员试图混淆视听，将责任转移给德国空军。亚历山大一想到真相曝光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影响”，就不寒而栗。1943年早一点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曾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轴心国使用化学武器都将遭到“最全面的报复”。如果盟军领导人得出敌人部署了化学武器的错误结论，可能会引发广泛的化学战。

  轰炸发生 9 天后，亚历山大将他的初步调查的最终结果提交给了阿尔及尔的美国空军总部。“巴里医院里的烧伤是由芥子气引起的，”他断言。亚历山大迫切希望他的诊断得到最高层的认可。一些英国医务人员在实施他的治疗策略之前正在等待官方的批准。更重要的是，盟军不能误解芥子气的来源。他向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发送了优先级电报，告知他们巴里事故的性质以及芥子气肯定来自美国船的真相。罗斯福似乎接受了他的发现，然而丘吉尔发出了一个简短的答复：他不相信巴里有芥子气。

  丘吉尔指出：为什么芥子气的毒性比历史上的记录要严重得多？巴里死于芥子气中毒症状的患者远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芥子气的死亡率约为 2%。巴里的死亡率高出6倍多，而且还在攀升。

  亚历山大认为，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巴里的受害者浸泡在油腻的海水中，被送到医院后依然穿着浸湿的制服，这种史无前例的、“亲密的”长时间接触，会让芥子气被皮肤吸收。

  亚历山大在查看病历和病理报告时，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症状：芥子气对白细胞具有破坏性影响。他发现患者的白细胞数急剧下降。康复的患者白细胞浓度在第2天或第3天会有所恢复；但有时会从第3天或第4天开始急剧下降。他还发现，淋巴细胞——对免疫系统很重要的白细胞，最先消失了。这一发现，让亚历山大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亚历山大以前见过这样的结果，但从未在人类身上见过。1942 年 3 月，美国人在获得了德国人新研制的氮芥化合物后，将样本交给亚历山大，让他研究这种化合物对身体的影响。亚历山大拿兔子做实验后发现，兔子的白细胞数下降到零或非常接近于零。实验室还用其他动物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芥子气在豚鼠、大鼠、小鼠和山羊身上都造成了同样结果。

  亚历山大对此非常感兴趣。他想知道芥子气化合物是不是能够直接或间接用于患有血液疾病的患者。理论上来说，如果芥子气攻击白细胞，就可拿来控制白血病——这种儿童中最常见的癌症类型，表现为白细胞的生长不受限制。但是，当亚历山大提议对芥子气的药用进行一系列实验时，上司告诉他，只有少数的时间或资金进行不利于国防的附带研究。

  2年后，坐在盟军的医院里，亚历山大发现一切都与他在动物实验中看到的情况一致。亚历山大想，也许他无法挽救巴里那些受伤严重的患者，但是也许他可以让他们的死变得有意义。

  1943 年 12 月 27 日，亚历山大中校提交了他对巴里灾难为期10天的调查报告。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决定一致采取行动，对调查的最终结果保密，确保希特勒不能利用这一事件作为发动毒气攻势的借口。因此，英国医务人员被指示更改患者的病历。亚历山大关于芥子气中毒的诊断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战斗伤亡的通用术语——烧伤、肺部并发症等。

  可怕的全面化学战没发生。英国官员从未承认亚历山大的巴里报告，但美军化学战医学部主任科尼利厄斯·罗兹上校称赞亚历山大的调查细致完整，对医学具有巨大价值，代表了“历史上的芥子气中毒研究的里程碑”。

  后来，罗兹继续探索芥子气的医疗潜力。像亚历山大一样，他相信巴里的医疗数据为一种医学疗法指明了道路。罗兹是纽约纪念医院的负责人，二战结束后，他决定利用亚历山大的报告，寻找一种可以选择性杀死癌细胞的化学疗法。

  1945年8月7日，也就是美国在日本投下的第2天，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向癌症宣战。二战结束了，但抗癌战争才刚刚打响。

  罗兹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项绝密试验，首次证明了在静脉注射氮芥可以让人类的肿瘤消退，今天这被称为化疗。罗兹说服了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小阿尔弗雷德·斯隆和公司的工程师查尔斯·凯特林捐赠了一个研究所。1945 年 8 月 7 日，也就是全世界得知美国在日本投下的那一天，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向癌症宣战。二战结束了，但抗癌战争才刚刚打响。

  亚历山大于 1945 年 6 月从化学战服务处退伍，带着满箱的奖章和战斗绶带回到家中。他拒绝了罗兹的邀请，信守了对父亲的承诺，继续在新泽西州行医，成了当地受人尊敬的心脏病专家。他从不向人吹嘘自己的战功，但他始终为自己对医学的独献感到自豪。他于 1991 年 12 月 6 日去世，但在此之前3年，他终于等到了美国陆军迟到的赞扬，表彰中这样写道：“假如没有他的早期诊断和迅速开始的适当治疗，就会有更多人丧生。他在这场灾难中对受伤的军人和平民的服务体现了一个军人和医生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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